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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伊沛霞:重看宋徽宗

发表时间: 2018-10-28

  胸怀大志

  70年代中期,伊沛霞刚进入学界时曾读过一套史景迁主编的系列中国人物传记,那套书帮助她那一代人去懂得当时尚属神秘的中国,从那时起她就在心中种下写一本中国人物传记的念头。

  徽宗以创立书法中独特的瘦金体和高超的花鸟绘画技法驰誉,现在沈阳博物院展览的《瑞鹤图》是该馆的镇馆宝之一。中国的帝王有久长的诗书传统,远者不谈,唐宗宋祖,不是爱好诗歌,就是爱好书法,缘何徽宗的文人气质如此突出?学者陈威认为,“君主的诗不能自由决定要表白的诗意与主题,他的帝王身份决策了他能说什么,以及怎么说出来。”陈威在唐太宗的诗歌里几乎都看到了君主的影子。而伊沛霞通过检视徽宗的诗歌作品发现,徽宗的诗歌好像却看不到帝王的身影,徽宗的诗歌经常抒发“对身边美景的欣赏,对生活的满意,对广博的宇宙力量的惊叹”。如果掩蔽作者的身份去读这些诗歌,读者会很轻易假想作者是一个文人或道士。

  写完本人的第一本书后,伊沛霞发现宋朝历史可认为挖掘古代贵族家族供应更深入的话题空间。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相较于唐朝,宋朝留存下来更丰富的史料,宋人热爱以笔记体记录当时的风土着土偶情与奇闻轶事,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和一般人的生涯场景。全体80到90年代,伊沛霞尤其着迷从宋朝时人记载的第一手材料中追问人类学识题。重视时人的记载也成为伊沛霞后来写作《宋徽宗》时持续的一种治学态度。

  有宋以来,开封的人口密度始终在增加。太祖定都开封前,开封的旧城墙每边不足3公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城墙外建屋,每一边的城郭被扩至7公里,白色的城墙高达12米,货色南北四个方向分布21座城门。城门外,一条30米宽的护城河环拱。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范畴扩大了3倍。徽宗的童年时代,护城河又被扩建至宽77米、深约5米。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

  或者,让咱们把如果的时光轴再推得更远一点,如果在徽宗十八岁那年,他的皇兄没有无嗣早逝,徽宗就根本不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徽宗可能仍是一个喜好文艺、宴饮、娱乐、各种节日的人。然而,兴许他毕生的轨迹,会更像他的姑父王诜,成为广泛结识当时文化名流的著名的字画珍藏家, 毕生全心致力于自己挚爱的艺术事业。

  大臣们向徽宗引荐道教宗师,报告象征国泰民安的祥瑞消息。促徽宗发现,如果不能通过收拾吏治来超越父兄,那么至少他可以通过制造祥瑞、大兴土木、举办恢弘的皇家仪式来营造出兵荒马乱的气象。当时地方迎合徽宗的心理,隔三差五就向徽宗上奏哪里又发现了“芝草”,哪里又浮现了“麒麟”等种种祥瑞征兆,徽宗甚至命人制作了一套祥瑞图册,详细描述各种象征祥瑞的千奇百怪的景象。

  所幸,徽宗是一位比拟特殊的皇帝。如同他非常观赏的南唐后主“李煜”,除了手诏、内批以外,徽宗留下了大笔私人痕迹的作品,如诗词、书法、绘画,这使伊沛霞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一些。

  将帝王当作有血有肉的个别人书写,中国传统史书中并无这种写法。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帝王因为身份也被高度形象化,他被视作上天的儿子,国祚的象征,唯独很难的仅仅是他自己。帝王的言行很容易被阐明出政治意涵,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朝政社稷,为此史家下笔不得不审慎,《宋史》中对皇帝的叙述相当枯燥。和20世纪前中国史家广泛以为替皇帝写传记不合适的观点相反,西方发达的君主传记传统,和宋同期的拜占庭哲学家Michael Psellus就曾写过《十四位拜占庭统治者》。

  他是极其专业的艺术收藏家和支援者,收集了无所不包的书画、铭文拓片、古器,还命手下文官编制具体的目录,记载古器的《博古图》共有三十卷,每件古物均配有图示。《宣和书谱》收录了247位书法家的1220件作品,而《宣和画谱》收录的作品更有《宣和书谱》的五倍之多。

  徽宗还是热情的典礼主义者,他信念将礼仪恢复到更为崇古的形式,为此不仅亲撰了十卷《冠礼》,命人铸造典礼需要的礼器,还亲自为典礼作曲。在他主持新修《政和五礼新仪》时,他乐不可支地与大臣探讨“国子监的孔子塑像应该描绘什么样的服饰?是否应当详细规定州县官员在主持典礼时的着装?不同的祭祀中应使用何种祭器,为数多少?哪些神祗的牌位利用涂金的木头,哪些使用朱漆木头?”这些细致的问题。

  伊沛霞在传统的论证性的学术叙述中引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细节,这使她的著述更加丰满,吸引了学术界和校园之外的更普遍的读者。从执教之初,她就致力于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为此她很器重自己的表白成果。她最初的努力是在一门中国历史课上,当她为学生编撰课程读物时,她顺便选取那些能够活跃课堂气氛的文本。之后,她受邀为普罗大众撰写一本中国史,当初这本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基础课的通行教材。

  “花石纲”(为点缀花园徽宗令太监童贯为他到处收集奇花异石),“六贼”(语出徽宗朝太学生陈东,指的是徽宗朝后期六个祸乱朝野的大臣和宦官)、乃至“夜会李师师”,经过历代史官和小说家的演绎,成为粘在徽宗身上的固定标签。

  本刊记者/古欣

  在伊沛霞看来,徽宗当然不是圣主明君,但也和那些因为残暴或笨拙,或遭遇军事政变而丢掉皇位的皇帝不同。徽宗朝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化合后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契丹平定女真叛乱,女真就不会在灭契丹后又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在皇帝的宝座上再坐十年。

  而后辈却以“君臣逸豫”来批驳徽宗与大臣们好大喜功、贪图安泰。徽宗提出的“丰亨豫大”的政治幻想时,“豫大”的对象是百姓,而对应的自己,是要做超出自己父皇和哥哥的圣君,只是美好的政治理想在实行时产生了变异。

  文人皇帝?

  这种野心在他修建明堂时达到顶峰。明堂是儒家等级最高的礼制修建,《白虎通》记载:“皇帝破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形者也。”徽宗之前的宋朝皇帝都没营建过明堂,但仁宗和英宗朝都探讨过这件事。史料中记载的最完整的明堂,一座是王莽发布建立新朝修建,而另一座是武则天宣布自破为王后修建。自古以来,敢于修建明堂的君王,不是自诩明君,也是自负非凡的人。

  伊沛霞是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讨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传授,在写作了十多少本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之后,她开端关注宋徽宗,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她遍读史料,从新审视这个复杂的中国天子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养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宋徽宗》一书中以细腻的工笔刻画徽宗童年和登基后的宋都开封,那里活气勃勃,市民生活空前发达,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似乎会始终繁荣下去。

  没想到去教室上课第一天,老师竟然从古汉语开始讲起,但伊沛霞还是以为挺有意思。大四那一年,她又主动选了古汉语,就此,伊沛霞一脚踏入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范畴。尔后,伊沛霞读研究生时转入了汉学研究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75年拿到博士学位。但直到她博士毕业,她还没有真正的去过中国,相反,她在有限的资料里周游,试图贴近古代中国的呼吸。

  在90年代当前,随着图像学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崛起,伊沛霞对历史研究中的视觉对象和视觉方法兴趣日渐浓重。伊沛霞认为,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言辞,城市的空间布局、礼仪的制式、建筑的格式、书画内容以及作风,都承载了历史的叙事。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9期

  有不可能找到一个对象,他加入艺术实际、城市打算、修筑营造,同时以个人的历史嵌入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初,伊沛霞选中了南宋诗人刘克庄,这位诗人著述颇丰并在朝中担当要职,卷入过南宋末年的政治风波。但跟着一直阅读收集资料,1998年左右,伊沛霞发现徽宗是一个更空想的研究对象,不仅由于他的政治实际十分全面地与空间、建筑、景观、雕塑、绘画等视觉因素相结合,还因为他在其中展现了赫然的个人取向。

  有关徽宗的研究在国外汉学界已经有一些成果,有汉学家从新研究徽宗时的权臣蔡京,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徽宗的诗,但这样一本全方位透视徽宗的书尚属首次。伊沛霞广泛博取徽宗手诏、大臣奏疏、史官记录与文人笔记,尽量做到不着重担何一方的叙事。

  在伊沛霞看来,徽宗的花费不算过分。她拿文艺振兴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同徽宗朝相比,发现当时宫廷人均花费比徽宗家族高得多。执掌佛罗伦萨有名的美第奇家族只有一百万人口,占据的面积不比宋朝的一个州大多少,但却建造了范围宏大的碧提宫。

  或是受到这些传记的启发,伊沛霞欲望自己也能从徽宗的眼睛看当时的世界,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中,试图懂得徽宗所有的引起后代是非评议的政治抉择,并藉此向读者还原更为饱满的徽宗形象。

  对熟悉的建造、文化工程范围,徽宗可能自信满满,但在处理他不熟习的军务时,徽宗却明显缺乏决定力。事实上,北宋军事失败跟徽宗终生不走出京城,去边疆前线实地理解军情有关。与游牧政权中领袖带兵打仗、亲征沙场比较,已经发展为更为文明而成熟政权的宋朝的君主承担更多的礼仪跟政治职能。徽宗登基以来,除了偶尔拜访大臣,大多数时间他被恳求待在宫中,假如他想出宫狩猎,则会收到大臣上书告诫阻挡。

  随着更加过细的研究,伊沛霞发现后人站在回溯的视角,不公正地使徽宗承当过多道德斥责,甚至为了警世,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徽宗与他的大臣头上。比如,只管花石纲对宋朝经济造成实质性侵害,但其费用与国防军务开销比拟不值一提,宋朝的经济崩溃的直接起因并非是花石纲的苛政猛税,而是军事失败后金向宋再三索要巨额的赔款与岁币。又如,世人皆认为蔡京是主张北宋与金联盟,最终惨遭盟友反噬的罪魁祸首。而事实上当时蔡京已经致仕,和金结盟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主要是童贯和接替蔡京的王黼主持。

  在徽宗早期,他曾试图通过广纳谏言、整理党争来实现理想。登基之初,他召回了一系列之前被打压的守旧派官员,试图斡旋保守派与改革派同朝共处,然而在他发现两派之间的斗争无奈用政治协商与妥协解决时,徽宗不再有耐心,他在两派入选择了更有行能源的一方首脑――蔡京来执掌朝廷。

  博士毕业后又过了几年,1978年到1980年之间,伊沛霞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旅行,伊沛霞对展当初眼前的所有感到吃惊而心醉:古老的文明正以逐渐开放的姿态从新的系统中焕发活力。而六年前的1972年,西方世界还只能通过受邀去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眼睛观察这个古老文明。

  帝王身份让徽宗比普通人更方便地征调人力物力去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他亲身设计宫廷画家的培养规划,提高画师和书法家的地位,让他们失掉和普通文官一样的品阶,在全国领域内修建道观推广道家。从徽宗的角度看,这与王朝的政治目标并不抵牾,相反大兴文化工程是彰显君主威仪、展示国富民强的重要方式。然而正是他大兴土木被后人诟病为“虚荣”、贪图逸乐、好大喜功。

  汉学家伊沛霞:重看宋徽宗

  设想一下宋徽宗时期的开封城。与开始就被规划为都城的大唐长安不同,宋都开封由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起初,它远没有长安城恢弘。开封城里没有对称散布的辽阔大巷,也没有整饬显明的功能计划区,以及专门划拨的集市场所。

  在波及艺术、文化工程方面,徽宗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点名批评前朝宫殿在柱子上涂饰翠金羽毛的做法,嫌弃过于奢华而不够效法造作,他按照自己的情义营造皇家园林,收罗长臂猿、瑞鹤、麋鹿置于园中,将其装点成自然而不失风雅的风格。

  伊沛霞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这所学校以浓厚的古典学传统和对学生的高请求著称。60年代末,伊沛霞大三,学校要求人文学科的学生从主要的东方语言取舍一门学习,伊沛霞觉得印度文明好像太过于精神化,而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文革”,那是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试验充满好奇的年代,也是东亚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年代,伊沛霞筛选了汉语。

  剥除徽宗身上沉积的意识状况迷障,是伊沛霞写作这本书的又一目的。伊沛霞尤其注重考辨不同来源资料的真伪,在浏览宋朝笔记时,她会下意识地斟酌,记录者当时是否在场,他是从哪里获得信源等问题。重视风趣的笔记小说可能会将良多历史名人的故事进行修饰,比喻传言徽宗的诞辰被人为修改,她甄别后认为分歧逻辑,因而弃之不用。在她阅读言官的奏疏时,她也会仔细考虑到言官所属的派别和立场是否会导致他对所言陈之事有所夸大。

  伊沛霞认为徽宗并不是单纯地沉迷于艺术与宗教,他雄心勃勃,冀望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修筑、文化工程,名留青史。这或者能说明,徽宗为什么将自己主持编撰的医学、礼节、书谱和画谱之前都冠以自己的年号。政和年间,徽宗诏书中首次“丰亨豫大”这个词,这是徽宗提出的政管理想,“丰亨豫大”出自《周易》的《丰》《豫》二卦,它承载了一整套理想的治世结构:圣人在上、大臣在下、终极至于天下之人和悦安乐的理想境界。

  伊沛霞阅读过尚留存在世的宋徽宗所有的御笔手诏,这些公文写作或是应用高度格式化用语,或是曲笔隐微,不着感情,帝王的切实面孔在掩藏下含糊不清。如何拨云见日,寻找隐藏其间的实在人格,是伊沛霞写作《宋徽宗》时定下的目标。

  在开封府的正核心坐落着王朝的心脏――皇城所在,它从视觉上象征着王朝的政治中心。京杭大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将其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镇相连,丝绸稻米被源源一直地送往开封。每天清晨,猪倌驱赶着多少千只猪进入城门。这些粮食谷物,有些进入皇家粮仓,有些进入市场。贩售同类商品的商铺自发比邻而居,有专门卖金银的街巷,还有集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区“瓦子”,马行街的夜市灯火通明,甚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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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手研究徽宗之前,伊沛霞曾据说过徽宗的固定形象。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宗总是道德训诫故事的负面主角,张居正编写《帝鉴图说》列出了古代皇帝的善举与恶行,来教导年幼的万历皇帝以史为鉴。在收录的三十六则恶行中,三则发生在宋朝,全部与徽宗有关。兴许因为其经历传奇,徽宗也是各种演义小说里的常客,在演义小说中,徽宗常常被塑造为荒淫无度、为了一己私欲大四搜刮民脂民膏的昏君,《水浒传》就以徽宗朝后期方腊起义为背景。

  寻找宋徽宗

  或者是受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的浸润的缘故,伊沛霞在学术生活早期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她渴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历史的重要的帝王或名儒,而能波及更广泛的精英阶层,1978年,她以贵族家庭为单位发展的研究成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三十余年,她从汉唐转向宋朝,话题从家族转向妇女又转向文化的视觉层面,为美国汉学奉献了逾12本著作。